新会风景优美，人杰地灵，名人辈出。近日，有市民向记者报料，称其在会城城郊的石涧风景区赫然发现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清代古墓，其碑石竟然刻有“皇清诰赠”字样，规格很高。接到报料后，记者立即对其产生强烈的兴趣：墓碑主人到底是谁？如果碑石内容是真的，缘何能享受到清政府如此高的褒赠？带着疑问，记者深入石涧古墓现场，多方求证，终于了解到墓碑背后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显赫家族往事。

李良的故里  七堡嘉宁里

李良墓（主体）

清代古墓 深藏山间

　　在该市民的陪同下，记者近日驱车深入石涧风景区找寻其所指的清代古墓。经过紫云观不久，再穿过一个花木场，不久就来到一个叫凤山的山脚下。据该知情人称，清代古墓就在半山腰上。记者看去，前面树木高大，地上灌木与野草横生，竟已辨不出道路来了，两人只能一前一后地在灌木与野草之间穿行。几番迂回曲折后，要找寻的清代古墓突然出现在面前，暗想若非有人在前带路，要找到它还真不容易呢。

　　古墓的面积很大，占地有３０多平方米，古墓的主体呈半椭圆形，共分３层，每层都是由一块完整的青石打磨而成，外表异常光滑。墓穴碑石正上方阴刻着“居仁堂”３个大字，十分醒目，而碑石上面则赫然刻有“皇清诰赠七堡资政大夫满德李公府君、二品夫人李母梁太夫人合墓，光绪五年重修”的字样，此外，记者还注意到在墓碑主体的右上方竖着一块雕有屋宅图案的石块，正面刻有“恩荣”和“奉天诰命”字样，图案中的宅前石柱雕龙，显示该墓主人显赫的家世背景。墓碑前面有一个铺有水泥平台，上面标明该墓曾于１９９１年重修过。

　　值得一提的是，墓碑现场还竖了块白色标示牌，上面写着“暂定文物保护单位李良墓”黑字，落款处为新会区博物馆。看来，该古墓也已引起新会区文物部门的重视了，根据其标示，该墓实际上是李良夫妻的合葬墓。

李纪堂画像（宝岛七贤）

远赴香港谋生富甲一方

　　就在记者打算采访新会区博物馆前，报料人又向记者提供了这样一条线索：每年清明时节，都会有人前来这里扫墓拜祭。据他了解，这些拜祭者跟被葬者同一宗族，而且就住在会城城区。为此，记者又根据其指引，在会城知政中路一民宅找到了其宗族后人李耀和李健昌父子。

　　李耀如今已有７０多岁了，李健昌也５０多岁。据其父子介绍，他们是七堡人（现七堡归会城管辖），早在几十年前就搬出至会城居住了。“居仁堂”是他们李家的堂号，他们每年清明时节需到石涧进行拜祭。据李耀父子回忆，李良墓前的平台两边原来还分别设有高达四五米的石柱和石鼓，十分有气势，可惜遭人破坏，因难以重修，其被破坏的石柱和石鼓至今仍散弃在墓周围，殊为可惜。

　　虽然每年都要到石涧拜祭先人，但李耀父子对李良的情况并不怎么了解，只是知道其很早就到香港谋生了。李耀解释说，这是因为其父亲和爷爷很少跟其讲述先辈的故事所致，不过，在他七八岁左右，也就是上世纪３０年代，他的“三叔公”从香港回来，期间曾任过恩平县县长，当时他父亲也在恩平担任税务稽查员，因有一次“三叔公”要回家乡祭祖，其父亲便陪同着他一起回七堡。至今，李耀依然能回忆当年的一些情况，如这个“三叔公”身材比较高大，有很长的胡子，而且喜欢其妈妈所做的糕点，不过，始终因为当时年幼不懂事，其他事情则有些记忆模糊了。

　　正当记者感到泄气的时候，李耀却很快向记者抖出一个爆炸性的消息：“李纪堂是李良的一个侄子！”李耀告诉记者，１０多年前，他偶尔从报刊杂志上获知，那个长着长长胡子的“三叔公”名叫李纪堂，是辛亥革命中积极支持者，特别在经济上全力支持孙中山革命，有着“毁家纾难第一人”的称号。他“三叔公”之所以有这样的财力，则全赖于其父亲李升是当时香港开埠初期的首富，而李升的兄长恰好就叫做李良。

　　采访到这里，真相似乎要浮出水面了。记者随后来到新会区博物馆。据新会区博物馆的有关负责人介绍，几年前，新会准备要对石涧风景区一带的山坟进行治理，李良墓就是这样被人发现的。他们接到报告后，组员对李良墓进行过一番考察了解，发现该古墓规格较高，墓碑主体所用的石料质量上乘，非新会本地所产，而且墓碑三层各分别是３条完整青石打磨而成，这在新会古墓中极为罕见，具有历史保留价值。为对古墓进行保护，他们于去年在坟竖上“暂定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提醒清坟人物的注意，避免其在清坟行动中遭到破坏。

　　该负责人向记者进一步证实了李升与李良的兄弟关系，而他们原来都是新会会城七堡人，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到香港谋生，结果生意大获成功，成为当时富甲一方的首富。他还透露，由于其影响力逐渐不可忽视，成为当时香港举足轻重的社会名流。该负责人还表示，李良墓所标明的“居仁堂”，其实也是来头不小，是袁世凯亲自将其堂号“居仁堂”增给李氏家族的，保留至今，不过，由于李良后人多定居于香港，目前未能取得联系，考虑到各种原因，他们至今尚没有对李良墓进行整理。

爱乡爱国青史留名



李升画像（宝岛七贤）

　　为进一步了解李良的有关情况，记者近日还驱车前往会城七堡。在七堡墟一带，记者惊讶地发现，李良与李升这样两个１００多年前的古人，却在当地老人中拥有广泛的知名度。据七堡冲力村的一位老人称，李良和李升是邻村嘉宁里人，幼时家贫。有一年，其母去世，兄弟两人无钱买棺木，悲伤之余，只好用两块烂木板夹着母亲的尸身，到村附近的小山头找了地方埋下了。他们的一个舅舅因略对风水有些研究，数日后到墓地察看地形，不料发现其埋葬处山形奇特，一问才知该山名为“鹤嘴山”，而埋葬处恰好是“鹤嘴”位置上。其舅舅看了，认为其兄弟日后必能大富大贵，做出一番事业，猛力地拍打了李良、李升两人肩膀：“现在我拍打了你们的肩膀，恐怕日后再没有人敢拍你们了。”随后，他即给了其兄弟两人一些钱财，催促他们远走到香港谋生。其兄弟两人果然在香港发迹，成为香港开埠初期的首富。

　　李升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跟随兄长李良到香港经营，由于目光远大、投资准确，他们所开设经营出入口金山庄，很快成为香港纳税最多的商号，成为香港首名劳斯莱斯拥有者。１８６４年，李良去世后，李升成为族中领袖，继续发展其庞大业务，财富大增，遂成香港首富，香港有街名李升街、皇后大道之高升大戏院等即由其斥资兴建，还有银号数座，因他为举足轻重的地方首领，其意见颇受香港政府重视。清同治１０年（即１８７１）年，适逢七堡庆祝关帝诞，新会地方污吏梁天爵乘机到七堡勒索钱财，遭村民拒绝后，竟将一乡民殴打致死，回去反诬七堡为贼人窝藏之地，伪说其下乡缉“匪”，反遭“匪”拒捕并杀死官兵云云，上报调兵以图洗劫七堡，乡人闻风四处出逃。当时，李升等人在香港知道情况后，急电请李鸿章等人出面，讲清实情，平息事件。

　　李升的三子李纪堂也是一个让七堡人自豪的名字。据称，其人性任侠，好结纳秘密会党，曾应招香港政府义勇军，受任为队长。２０岁任日本邮船公司香港分行华籍经理，１８９５年结识孙中山。其父李升逝后，分得遗产百万元。１９００年，李纪堂加入兴中会，被委为该会财政主任。自此，常以家资捐助革命活动。１９０２年与洪全福等谋在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共耗家资５０万元，家业由此中落。此外，曾创办九龙青山农场、李升格致书院，采南歌剧社等。１９０８年，所设益隆银号负债累累，因而宣告破产，但仍奔走革命，曾为广州新军之役与黄花岗之役购买军械。武昌起义后，积极筹划广东水师提督李淮投诚。辛亥广东光复后，先后出任广东省交通司长、琼崖公路局长、县长等职，因毕竟不善理事，郁郁不得志。１９２９年，李纪堂迁寓九龙，仅靠中央驻港机关接济为生。１９４０年冬任国民党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兼任侨光汽车木炭炉制造公司董事长，１９４３年病逝。

　　李良、李升发家后，两人以及后人并没有忘记故里乡情，心系着七堡乡亲、乃至国家的安危。在七堡帝佑李公祠，记者看到其墙壁挂有七幅被称为“宝岛七贤”的人物画像，李升和李纪堂并列宝岛七贤之一。

获赠“资政大夫”之谜

　　然而，李良墓的碑文上指出李良是“资政大夫”，而其妻子梁氏是“二品夫人”，官衔不低，有关新会的文史资料应该有所记载。可当记者向多位对新会历史有一定研究的朋友查证有关李良的生平事迹时，却发现一批包括《新会县志》在内的有关他的史料均是空白，这不能不说是个让人倍感疑惑的现象。

　　原来，这现象与中国的的散官与勋官制度不无联系。中国古代的官职结构中至少存在着两类：一类承担兵刑钱谷、监察考选等等实际行政职能，另一类则主要用于安排官僚品位高下，属品位性官职。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散阶制。在清代，散阶仅是一种荣衔，其散阶制被严重淡化、简化，有时甚至混同于封赠，面目全非。鉴于李氏家族到香港后富甲一方，按当时风气，想要获得政府封赠，想必不难，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按古制，妇女因子女封赠者需称“太夫人”，李良及其夫人的获封估计是因其子孙而追封的。

　　实事上，邑人在历史上曾获封“资政大夫”称号的，并非只有李良一人，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当中就包括新会人何熊祥和台山人陈宜禧。前者何熊祥是广东新会司前人，明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在南京统揽六部大权，故后人多以“何尚书”称谓之，而在他升为工部尚书、吏部尚书之前，他也曾授获资政大夫一职，是个二品官。

　　至于后者陈宜禧，因为在清末主持修筑新宁铁路，影响巨大，为今人所熟悉。１９０９年５月，陈宜禧主持修筑的新宁铁路从公益经宁城至斗山段竣工，他亦因领导筑路成绩卓著获清政府嘉奖，授工农商部四等顾问，晋资政大夫衔。